当前，中国反危机保增长取得重要成果，但宏观政策再次面临两难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退出，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问题已出现苗头；扩张性的政策退出，又面临经济增长基础不稳的窘境。事实上，宏观政策的两难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不足的问题，而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问题，归根结底需要靠转型与改革来解决。在宏观政策微调的同时，应当把握历史机遇，立足于中长期和治本，推进第二次转型与改革。
由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发展的各项指标将处于一个急速提升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对制度创新要求最密集的时期，如果在制度创新上跟不上，会出现发展的中断；如果制度创新能够适应发展的步伐，将会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快速步入现代化。
1. 社会矛盾的阶段性变化是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基本动力
当前，人们对改革基本问题的疑惑，如果放在社会矛盾的阶段性变化中考察，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看清楚。有人说，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动力已不复存在。事实上，共识与动力取决于什么样的改革，第一次转型的改革与生存型阶段和经济起飞相适应，以原有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解决发展型新阶段的新问题，不仅难以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还会使一些矛盾更为突出。例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思路，在打破“平均主义”的改革初期不仅有效，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拥护，社会的阶段性矛盾使然。但是放在今天不仅会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更为突出，还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也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应当看到，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反映了社会矛盾阶段性变化的客观趋势，是体现多数人需要的改革。集中解决多数人利益优先的问题，完全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
2.中国推进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再保持20～30年的中高速增长是可能的
当前，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有疑虑，重要的原因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前景不明。一是出口导向不可持续；二是投资主导不可持续；三是国内消费前景不明。事实上主要矛盾在于启动国内消费。出口可以采取稳定外需的政策，但不能过度指望其有多大进展。只要消费上去了，较高的投资率也不能算不合理，只要两者相匹配。尽管中国目前消费率不高，但应看到中国由生存型步入发展型新阶段，扩大国内消费面临许多客观有利条件。如果能够尽快启动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突破制约消费的制度瓶颈，完全有条件保证较高的消费率：第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相当大，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消费的潜力巨大。第二，中国进入城市化时代，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国内投资、消费潜力巨大。第三，中国进入城乡一体化时代，数亿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提高消费潜力巨大。第四，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通过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消费的潜力巨大。
3.中国推进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社会稳定和谐可期
中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告别增长主义，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不再为增长而增长，尤其是不能再以增长为由忽视社会和谐。在第二次转型中，适应阶段性矛盾的要求，将大大加快重大利益格局调整的步伐，将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缓解收入分配持续拉大的势头。第二次转型还将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多数人的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第二次转型与改革，还将通过完善公共治理、培育公民社会，确保公民的参与权与表达权。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解决，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解。与此同时，一个有活力、健全的社会体制的形成，反过来还会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更为持久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