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发展型新阶段第二次改革的现实需求

一、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

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们一再强调我国发展方式的历史贡献和基本优势。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到现在发展阶段变化的内部需求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当前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使这个曾经成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新阶段呈现出其历史局限和一定的不可持续性。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前所未有

（1）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结构失衡。

——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发展方式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明显增强，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日益增大。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全国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

——高投资与低消费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消费率太低，内需不足，是我国实体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内在根源。多年来，投资率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投资率的不断上升以大量挤占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为代价。国际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双循环机制掩盖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低储蓄－高消费为特征的结构性失衡，也掩盖了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高投资－低消费、弱内需－强外需等结构性失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外部环境下，减少产能投资、降低储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转变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中长期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滞后，就业弹性降低。据统计，2008年第三产业比重达40.1%，就业比重33.2%；美、日、欧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65%。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大致为0.1。2007年欧盟地区总的就业弹性为0.78。1992年至2004年“金砖四国”的就业弹性，巴西为0.9，印度为0.3，俄罗斯为0.2。

——城乡、地区差距拉大。以城乡差距为例，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79∶1，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33∶1。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5.68%，比应该达到的城镇化水平低10~15个百分点左右。

——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在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向政府和资本倾斜的态势比较明显，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例逐年上升，而工资收入所占比例较低，削弱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虽然最近几年为落实民生采取了各种再分配的重大措施，但仍未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收入流动性降低。城乡、地区、行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规模庞大的城乡低收入群体。某些形式的再分配甚至带有“逆向调节”特征。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构会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效应，难于形成有效的内需，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2）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突出。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经济社会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目前我国虽具有经济加速成长的潜力，但是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框架尚未建立起来。

——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突出矛盾。公共需求的变化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的问题迅速凸显。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我国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进一步形成，社会矛盾凸显。改革30年来，我国社会已形成结构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另外，社会自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强。在这个背景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社会矛盾协调和治理方式上还不是很成熟，导致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呈上升的趋势。同时，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改革环境和改革动力发生很大变化，进一步的改革举措涉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不同社会群体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改革的复杂性明显加大。

——中产阶层发育不良，缺乏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机制保障。从一般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中间收入群体将成为社会主体。中间阶层是市场消费的主体、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现阶段，在政策层面，尚欠缺培育中间阶层、优化社会结构的目标和机制。大量农村人口构成庞大的底层，使得阶层结构呈现二元化的特点。阶层结构从形状上来讲更接近于“金字塔型”，而不是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另外，社会阶层基本结构呈现定型化的趋势，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这种情况不利于形成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3）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政府转型滞后的突出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市场力量在经济运行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现有体制中的部门、地方、行业垄断的特殊利益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将会受到严峻挑战。在现行发展方式中，政府仍然控制着矿产资源、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GDP增长事实上仍然被作为政绩考核的刚性指标，造成低成本、粗放式的投资扩张，大大影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效作用的发挥，并由此容易滋生体制机制性腐败。

在全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大背景下，消费进一步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近些年，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改善民生有重大进展。但从总体来看，地方政府经济建设型的运作特点仍然比较突出。比如，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还没有理顺、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仍在提高经济总量上。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体制上理顺，就很难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奠定制度基础。

未来几年将是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调整到位，将会使经济得到另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增长（表2.12），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否则，极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协调状态进一步固化，经济增长将后继乏力，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表2.12 部分国家（地区）的高增长时期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自李萍、夏沁芳、刘黎：“人均GDP3000美元后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