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走向结构性改革

　　第一，从经济领域看，投资消费失衡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避免低成本投资扩张，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方面的突破；扩大国内消费，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突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局限在市场化改革的范围内，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

　　第二，从城乡角度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从经济领域看，需要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从社会领域看，需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居民发展能力，赋予城乡居民同等的发展机会。这样的一项改革不仅涉及到农村改革，还涉及到城镇变革。比如，要扩大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使公共财政能够惠及广大农民；尽快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制度安排等。

　　第三，新阶段改革需要解决政策与体制之间的配套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的发展成为政策的核心理念。但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许多理念仍停留在口号上。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公共政策的新目标，但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分工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

　　第四，新阶段改革需要实现体制与体制之间的相互配套。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相关改革的配套，都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如果缺乏社会体制改革的跟进，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就无法惠及多数人，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就社会体制改革而言，大家都期望分配正义，希望政府能够在再分配上做得更好，但同时也发现，初次分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也有相当多不合理的因素，单靠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样难以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

　　第五，新阶段改革还需要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配套。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增量改革是主流。但是到了今天，如果没有存量改革的跟进，许多增量改革就会扭曲变形。比如，过去可以在保持许多传统体制制度架构不变的情况下，在体制外发展民营经济。但是，在当前现实情况下，由于多重原因，资源向体制内倒流的现象开始变得日益严重。如果相关体制不改变，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增量改革的成果也很难保持。

　　第六，政府转型成为改革的主线。30年改革走到今天，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有效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使其制度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有效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使其制度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有效规范政府公共权力并使其制度化。新阶段，这三项改革能否有所进展，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尽快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既对政府的政策调整提出挑战，也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现实需求。当前中央政府已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社会政策、产业政策等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方案。在此基础上，应当尽快出台与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相配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走出一条结构性改革的新路子。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例，应与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的改革配套、联动起来。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减税与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结合起来，与完善个人所得税结合起来，在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消费上有重要进展；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资源环境相关体制结合起来，使增加的财政支出能够流向新能源、环境保护重大治理工程、环保产业投资等领域，提高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社会体制改革相结合，使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四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投资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相结合，使铁路等高度行政垄断行业在市场化进程中跨出重要步伐；五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农村改革相结合，在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六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比如，如果没有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融资体制的创新，新增流动性不一定能够使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受益；七是积极的货币政策要与证券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相结合，积极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对证券市场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能解决证券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因此，从中长期看，证券市场稳定需要扎实的基础制度建设和完善。

　　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既涉及政策体系的创新，又涉及制度结构的变革。为此，需要有一个“超脱”的部门对结构性改革进行总体设计、统筹谋划、组织协调。第一，近年来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改革的不到位、改革的扭曲变形，都与缺乏改革的战略设计和规划直接相关。推进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需要有一大批利益超脱的机构和人员专门从事预先研究、统筹谋划、组织试点、综合协调、及时收集和反馈改革信息等工作，组成为领导提供改革决策建议的“参谋部”。第二，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过去增量改革的范畴，更多地强调对旧体制核心部分的突破，这就需要由权威的机构牵头组织协调。第三，改革要综合配套、前后衔接，要有机构精细统筹。改革又是权力、利益的调整，不宜由主管部门自己负责自己主管业务的改革。为此，在中央层面建立一个研究、统筹、协调、组织试点，专司改革的高层次综合机构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