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多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两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个是当前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十年之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亚洲和全球不少经济学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研究与思考，有研究者把当时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的观点归纳为“两大阵营”：一方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全面的重构；另一方则强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整。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看作是新兴市场的危机，对于整个主流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可能只是算作一次边缘性危机，跟美国和欧洲中心国家关联不大，所以第二种观点在论战中占据上锋，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把一些号称“最佳实践”的标准在亚洲积极推广。
10年之后，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扭转这一方向，并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金融史角度看，这是新兴经济体第一次未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这次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使得一些新兴市场对西方国家所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模式产生了不少的怀疑，并引发了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反思。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有一句被广泛应用的名言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our currency，your problem)，这实际上是要求应该更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野应对全球性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完备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平衡与国际资本流动及管理。从这几个角度看，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均存在一些缺陷。这次金融危机，也促使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作更多的反思。
一、从三个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1．从国际储备货币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从历史经验看，以一国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无法克服的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实现国内目标和履行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之间往往面临艰难决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以刺激国内需求。然而，这必然威胁到美元的价值稳定，并直接影响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价值储藏工具的吸引力。相反，如果美元专注于履行其国际储备货币职能，那么美国的国内目标将无法实现。“特里芬难题”仍然是储备货币发行的重要约束之一，同时在储备货币国和使用储备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利益转移。终究还是由相对单一的国别货币来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这种格局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实际上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平衡，因为这种几乎唯一的储备货币地位，使得国际剩余储蓄自然会选择流入这种货币，就会促使该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综合各个方面的研究看，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演变主要存在三种备选的建议：
（1）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这种可能性大概也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行性，而且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恢复对美元的信心，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然而从根本讲，美元能否长期维持其地位则取决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减少和未来通货膨胀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同时，这种格局并没有改变此次金融危机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2）美元逐步失去中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短期内，虽然美元仍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等只能是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然而根据IMF的测算，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英国”、“金砖四国+日本”三大区域经济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届时世界将演变成大致均衡的三极。理论上，区域经济多极元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因此，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元的不断衰落，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将走向多元化和分散化。
（3）创造一种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这种主张最早来自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设想。早在60多年前，他曾建议以30种代表性商品为基础设计一种“Bancor”的国际货币。这个建议对于改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具有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金融制度调整中，创造一个新的超主权货币，更需要的往往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平衡，以及一些原来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的智慧和勇气。从目前的情况看，权宜之计是逐步扩大SDR的作用，逐步使之发挥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些职能。
如果中国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那么，中国可以推测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最有可能的演变路径将会是：首先出现几个大国主权货币，每个大国主权货币周围会有一些小国货币与之挂钩，然后形成几个大国主权货币带领小国货币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最后，在多元储备体系的基础上再形成世界货币，甚至是超主权货币。
2．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机制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一个运转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历史上，金本位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进行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布雷顿森林体系则通过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安排进行失衡调节。然而，当前美元信用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的效率并不高。这样以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常态和典型特征。然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国际失衡。
（1）全球储蓄率结构“再平衡”。从时间序列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储蓄失衡已是一种客观现象；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率的分化则变得更加突出。从数据上看，1998～2008年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5%，同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则分别为35.1%、37.9% 、15.2%。高储蓄国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3～15个百分点，而低储蓄的美国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从单个国家来看，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最高；而美国仅为12.6%，则是历史最低。尽管理论上，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涉及到民族文化、家庭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等方面，并且关于全球储蓄失衡的学术研究也并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醒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储蓄不平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否则，它将继续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新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再平衡”。全球储蓄失衡的另一面即表现为：高储蓄国家消费不足，需要出口；低储蓄国家消费过度，需要负债。目前来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投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增长格局上仍对出口较为依赖，短期内还难以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GDP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表现在统计数据上，投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的几十年不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39.7%，而美国的同期水平仅为16.6%。然而，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的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也同样面临挑战。因此，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这种转变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消费必须提高，内需市场必须作为拓展的重点。
3．从国际资金流动与全球治理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国际金融系统遭遇破坏性冲击时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设立的。IMF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国际资金借贷，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银行通过提供中长期信贷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然而，简单考察一下金融危机的历史，从1980年的阿根廷银行业危机、1994年墨西哥国际收支危机到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发现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更加频繁、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从区域到全球、危机的破坏性更加严重。尽管IMF并没有引起危机，但是危机本身却显示了IMF应对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就经常被批评，因为当时IMF非但没有加强国际性投机资本的监控与约束，反而对实施援助附加苛刻的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格林斯潘也在1999 年批评亚洲没有“备用轮胎”，也没有准备足够多的外汇储备。这直接促使东亚国家形成一种逻辑：提高国内储蓄和积累充足的外汇储备，依赖自己的能力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而不是依赖于IMF或其它国家。东亚国家的这种政策反应直接加剧了全球金融失衡。2009年，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G20通过决议将IMF的资本金增加到1万亿美元，但是，这对于拯救整个银行系统这一使命而言，任务还相当艰巨。更何况，IMF的资本金主要控制在几个大股东手里，而这些大股东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
因此，已经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客观上需要一个更能够同时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更公平、更合理的治理结构，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中国需要一个真正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机构，来更为积极和灵活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中国最近看到不少的研究者开始建议，把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Fund, IFSF），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这种建议是否可行还需要继续研究，但是至少表明改进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