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

一、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改革的新突破反危机中强调增长与改革的内在联系，主要是强调需要用“两只手”有效地应对危机：一手是政策调整，以积极的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力度；一手是体制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现实的情况是，大都对“第一手”劲头大，招数也很多，而对“第二手”却没多大劲头，也缺少具体的招数。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是否与改革相关？这个相关性到底有多大？

从保增长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目的是“四两拨千斤”，以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与民间资金。近几年，中国每年十多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财政资金的比重大约是4%左右。今、明两年要实现8%的经济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约需要45万亿元，目前政府4万亿元投资仅占其中的8.9%。也就是说，如果单靠政府投资，不通过市场化改革启动社会和民间投资，达不到保增长的目标。因此，在应对危机中，要有效地保增长，需要推进相关的改革：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以扩大社会和民间投资。二是财政投资要优先考虑能够拉动社会投资的项目，发挥财政资金在拉动社会投资中的杠杆作用，尤其要避免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防止可能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

从保就业来说，这涉及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以农民工为例，要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既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策，更需要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反危机对未来1～2年内全面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提出了现实要求：第一，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第二，尽快实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券制度；第三，尽快出台具体措施落实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跨地区、跨城乡流动的管理办法。

由此可见，提高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离不开改革，需要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需要推进一揽子改革

当前，中国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矛盾问题全面凸显，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从总体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巨大压力。为此，在当前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同时，需要尽快推出并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集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建立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

以市场化改革增强可持续增长能力。为应对危机，宏观政策把“保增长”作为重要目标。应当清醒地看到，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努力实现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基础上的持续平稳增长。这就需要将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领域、垄断行业，发挥民营经济作用，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增长；这就需要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这些改革，实质上是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就是说，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进程，取决于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最近几年，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并取得重大进展，但总体而言存在着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到位等问题，这是形成“国内消费不足、产能相对过剩”的重要原因。现在看来，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结构性问题蕴含着较大风险。为此，化解经济压力，不仅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进行社会变革。短期内，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稳定市场、扩大就业，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的双向传导，加剧危机。中长期，需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形成以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

从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看，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的难题，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国际金融危机既对对外开放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带来历史性机遇。抓住机遇，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变化趋势看，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战略性突破：一是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维护国家利益；三是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构建企业“走出去”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四是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反危机中，中国需要加强与亚洲新兴经济体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共渡难关。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能够进一步吸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参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装备输出，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新的贡献。

三、无论是短期内的保增长、保就业，还是中长期的

发展模式转型，都取决于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凸显政府作用的有效性。这是因为：第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对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提出挑战。第二，危机对政府的应对能力，特别是政府的决策力、执行力提出挑战。第三，政府推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对公共治理是一个巨大挑战。由此可见，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改革中关键是加快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以充分而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有赖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危机中的政府干预，目的是通过政府的投资扩张来拉动社会和民间资本的投入，以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反危机中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市场干预措施纠正“市场失灵”是很有必要的，但并不是否定市场、让政府替代市场，尤其应当警惕和防止政府的不适当干预。长期以来，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改变，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仍然掌握着较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果在反危机中，政府的干预只是着眼于防止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不是主动寻求增长机制的转变，那么即使经济在短时间内恢复高位增长，也可能积累新的经济社会矛盾，给中长期的发展留下隐患。为此，政府的短期调控要与中长期的体制机制转变相结合。

政府干预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在约束政府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忘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某些“豆腐渣”工程。应当说，此次反危机中的政府投资与过去相比规模更大，在产业振兴与调整计划中，还有许多比如对某些产业的补贴、税收减免、信贷分配等综合措施，都有可能形成寻租和腐败的机会。这就需要在反危机中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格规范政府干预的范围和手段，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

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依赖于政府转型。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转型，是新阶段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当前，强调反危机中的政府作用，是不是意味着政府转型可以停下来？我的看法是，反危机时更需要政府转型。这是因为，反危机中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同政府转型直接联系在一起：第一，政府实行结构性减税，让利于企业，藏富于民，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第二，政府大幅度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将为公众创造一个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第三，政府倡导节俭之风，降低行政成本，杜绝形象工程，避免形式主义，提高反危机中的执行力，将会鼓舞全社会反危机的信心；第四，政府在反危机中建立重大公共政策的社会参与机制，使得反危机的政策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由此明显增强反危机的实际效果。

今年是中国改革30年后的第一年，也是未来30年改革的开局之年。回顾过去30年改革历程可以看到，改革的重大突破大都带有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最初农村改革的启动是以解决吃饱饭的生存危机为起点的，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曾促进了某些改革的加速推进。实践证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只要善于在危机中把握改革的机遇，坚定地推进改革，就能够变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走出困境，促进发展。